康立芳：以历史记忆培育政治认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
（康立芳：宜春学院讲师）
历史记忆是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政治认同是历史记忆的目标和归宿，培育政治认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认同，是现阶段政治认同的集中体现。将历史记忆与政治认同有机结合，立足于历史记忆与政治认同的内在逻辑，探索以历史记忆培育政治认同的现实路径，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历史记忆促进政治认同的理论研究与现实培育。
一、政治认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义
认同强调相似性和相同性，由此产生的归属意识和自觉状态指向心理认识的一致性和社会关系的现实性。作为认同主体积极肯定的情感体验，承认、认可和赞同构成认同的起点；作为“我（们）是谁”、“我从哪来、往哪去”、“我们为什么声称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区别于他们”等问题的回答，归属意识构成认同的中点；作为认同主体对认同客体的理性认识和自由抉择，自觉状态的形成构成认同的目标和归宿。因此，作为认识形态与实践形态的统一体，认同既体现在主体的情感态度层面，又体现在主体的行为实践层面，其中，身份归属和身份证明是认同最终形成的重要环节。
认同可以是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和组织认同，亦可以是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作为共同体政治存续的大众心理基础，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地理区域和团体，”[1](P6)即对自身政治身份和政治属性（如党员、团员、议员）的理性认知，表现为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政治决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由此形成归属感，最终在理性认识和自由抉择基础上达成政治自觉。结构上，政治认同由制度认同、利益认同、价值认同和绩效认同有机构成。制度认同是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政治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行的承认、认可和赞同，表征着共同体成员对制度合法性、正当性和权威性的积极肯定、自觉接受和真诚维护。利益认同是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赋予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承认、认可和赞同。价值认同是共同体成员社会生活的价值定位，表现为共同体成员政治观念的价值遵守，它以价值共识奠基社会运行的价值共享。绩效认同是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政治运行绩效的积极肯定和正面评价。绩效认同以其特有的功绩评价和资源判定，贯通政治认同之制度、利益和价值，指向政治认同的前提、基础和条件，成为政治认同总体评价的重要量标。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和文化自觉。自觉是人们在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从事有目的、有意识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2](P179)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和文化自觉，是共同体成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体系、政治制度与文化内涵的理性认识和自知之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立足于共同体成员的理性认知和自觉践行，依托于共同体成员对此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科学性、价值性与优越性的充分肯定，因而成为现阶段政治认同的集中体现。
培育政治认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认同培育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是共同体（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运用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共同体成员实施教化，使之形成共同体需要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规范共同体政治秩序的社会实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共同体政治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为教育内容，以大学生为教育对象，以培育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为教育目的，以推崇共同体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观为教育本质，以大学生自觉内化和自觉外化为实现标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秉承鲜明政治立场、正确政治观点和科学政治态度，坚持以正面宣传、正面教育和正面引导为主的方针，弘扬共同体政治的主旋律，坚守共同体舆论的主阵地，为培育大学生政治认同化解负能量、传递正能量、创造新能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认同培育在本质、功能和内涵上紧密相连。本质上，二者以主导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与核心内容，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功能上，二者为共同体政治凸显同一性、展示延续性和诠释合法性，为共同体政治培育合格的“政治人”；内涵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蕴含政治认同培育，政治认同培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历史记忆：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的现实场域
作为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记忆表现为人们对感知过的事物、体验过的情感、想象过的图景之识记、保持和再现。[2](P1034)识记是外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保持是记忆主体对记忆材料的主动储存，再现是人们对记忆内容和所获经验的创造性运用。依据记忆的主体规模，记忆分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在扬弃生理主义和个体主义基础上，借鉴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欢腾”，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概念。作为共同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集体的记忆”（保罗·康纳顿语）；作为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集体记忆所蕴含的物质客体和象征符号相互交织，形成附着于和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为群体共享的东西。[3](P335)本质上，集体记忆是集体立足于现实需要对过去事实的建构，强调“现在”对“过去”的影响和作用。
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历史记忆是共同体认定的“历史”，是共同体成员中普遍流传的记忆，它是特定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仪式、节日、纪念场所等实体形式创建的记忆。历史记忆是主体的。它表现为对“谁的记忆”、“谁的历史”的回答，表现为不同记忆主体对同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不同感观，表现为记忆主体在一定社会框架下筛选、诠释和修正历史。历史记忆是社会的。共同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依赖于社会环境，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记忆归属于具有时空边界的社会群体；历史记忆是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为，与个体意识和个体行为相区别。历史记忆是具体的。历史记忆是一种可感知的、生动的和丰富的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它通过具体的文字、图画、仪式、节日、纪念场所呈现出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具体现实。历史记忆是延续的。历史记忆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4](P585)的创造，不同时期对同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历史记忆具有相似性和相同性，这种继承和延续是历史记忆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历史记忆是选择的。历史记忆并非对所有历史事实的记忆，而是选择性记忆与结构性遗忘的辩证统一体，记忆什么、遗忘什么往往代表记忆主体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考量。历史记忆是建构的。如同集体记忆的本质是建构而非复制，历史记忆承载着记忆主体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反映了记忆主体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是记忆主体能动建构的结果。
历史记忆的基本功能是认同与区分。历史记忆既停留于语言文本，亦存放于各种文化载体。皮埃尔·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社会、民族、家庭、种族和政党自愿寄放记忆内容的地方，是作为它们人格必要组成部分而可以找寻到它们记忆的地方。[5](P401)与此同时，某些历史事实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这些遗忘历史的地方被沃特森称为“遗忘之带”。“记忆之场”和“遗忘之带”共同佐证历史记忆的基本功能——认同与区分，此功能使选择性记忆和结构性遗忘指向“自我”与“他者”、“我们”与“他们”、“我们的记忆”与“他们的记忆”的边界。正是这一意义的延伸，建构历史记忆包含对等意义的制造历史遗忘。历史记忆与历史遗忘都与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密切相关，因为“被记忆的部分即被认同的部分，被遗忘的部分即需要区分的环节”。[6]“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身份”[7](P33)、建构认同，相反，失忆将导致身份认同的迷失与错乱。作为选择性记忆与结构性遗忘的结合体，历史记忆成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的现实场域。
历史记忆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提供文化基因。历史记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前身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历史记忆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反映了共同体内部成员对所属文化和民族历史的深厚情感。在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中，我们和历史相互创造。个体不能从自身去理解，只能从支持他并渗透于他的历史先定性中获得理解。[8](P27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是我国历史上发展道路、理论体系、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的继承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P284)每个民族都面临历史记忆提供的精神环境，都需要从现实利益出发诠释历史记忆的精神成果，精神环境的稳定因子和精神成果的连贯部分构成共同体政治的历史依据。尊重历史、研究历史、学习历史，建构特定历史记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是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普遍经验。历史记忆建构，有助于挖掘共同体优良的文化基因和历史传统，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提供文化资源和历史智慧。
历史记忆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提供历史底蕴。历史记忆是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的统一体，通过历史文献、纪念空间和纪念仪式展开。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历史叙事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历史记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诠释亦不断传承和发展。爱因斯坦说：“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的性格的人重新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于雕塑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10](P84)一定时代的历史植根于共同体的现实生活，一定时代的政治源于历史传统的现代吸取，当现实成为历史，历史记忆便融入记忆长河。共同体政治离不开历史传统的支持和共鸣，需要从“对大多数人来说最有意义”的历史土壤中获取民族文化的养护。历史是一个持续与变迁、连续与更新的复合体，[3](P46)只有立足于先辈们创造的历史传统和代际相袭的历史记忆，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才有所依托。历史传统不是静止的，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诚如黑格尔所言：“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洪流越远，它就膨胀得愈大。”[11](P8)
历史记忆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提供政治图景。历史记忆并非呈现全部历史，选择性建构使历史记忆具有明确时空观和利益观。这种建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提供利益导向与价值取向。“任何一种解释，只要它在时间中展开，在过程中时有惊人之处，那它就是一个故事，无论它如何记事。”[12](P38)历史记忆的程序化设置，在边界、阈限和过程“关键之处”的渲染，连接着叙事文本与事实空间的坐标。讲述、剔除、彰显与遗留反映了历史记忆选择与建构的权力关系和资源关系。因此，事实过后的解释总是事关意义体验的部分，是物质化、人文化和精神化的多重解读。显然，历史叙事并非简单的历史讲述，而是共同体政治意图的确立和传达。在讲什么、为何讲、如何讲的筛选和设计中，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目标，形成大学生集体认同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图景。作为故事讲述者和创造者的结合体，主控叙事的权力倒转和符号翻新，在制造和解释特定历史时，强化和诠释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培育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三、建构历史记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路径
以历史记忆建构为源点培育政治认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式、教育载体和教育渠道。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网络化和社会化发展趋势相适应，尤需“纲要课”教学、网络载体和社会展演多重效能的综合运作，以“纲要课”教学为主渠道、以网络载体为新阵地、以社会展演为大课堂，形成大学生历史记忆建构和政治认同培育的合力。
以“纲要课”教学为主渠道。“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纲要课”）是国家统一制定实施的大学生公共必修课，是从历史教育角度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课程。[13](P303)可见，“纲要课”是历史课程与政治课程的结合体。在高校开设“纲要课”，目的是增进大学生对国史国情的深入了解，对“四个选择”（历史和人民为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深刻领会，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度认同。“纲要课”教学过程，是历史教学与政治教育的统一体，通过历史叙事培养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和重要现象的根本立场、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塑造大学生的历史自觉与政治自觉、历史自信与政治自信。
“纲要课”教学，以“纲要课”教材为叙事文本、以“纲要课”课程为主要载体、以课堂叙事为核心环节，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构历史记忆与培育政治认同的主渠道。“纲要课”教材规定历史叙事的“纲”和“要”，历史叙事须遵循教材的精神要义；“纲要课”教材的法定性、权威性和统一性决定“纲要课”教学的政治性、主导性和强制性；作为“纲要课”教学的核心环节，课堂叙事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决定“讲什么”和“如何讲”、“记什么”和“如何记”。
叙事主体在历史叙事中的自觉选择和能动诠释，反映了共同体政治凸显同一性、展示延续性和诠释合法性的时代诉求，反映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构历史记忆与培育政治认同的现实需要。历史记忆由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与价值记忆有机构成，符号记忆是记忆主体关于特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象征符号的记忆，情节记忆是记忆主体关于特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具体情节的记忆，价值记忆则是记忆主体关于特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价值判断的记忆；它们对应政治认同的三个层次——自然认同、强化认同和理解认同，自然认同是认同主体在无外力干预的情形下经历史继承与约定俗成自然形成的政治认同，强化认同是认同主体经教育引导和强制推崇而形成的政治认同，理解认同是认同主体通过对话交流，达成对共同体政治的历史视域与现实视域、个体视域和群体视域的融合。在“纲要课”教学中，运用历史图片、历史影像和历史文献等素材唤起大学生历史记忆之符号记忆，激发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然认同；运用教学语言定位大学生历史记忆之情节记忆，规范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化认同；在历史叙事基础上，提炼对特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价值结论，内化大学生历史记忆之价值记忆，践行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
以网络载体为新阵地。载体，是指承载和传递知识信息的物质形体。[14](P2849-2850)历史记忆的网络载体是指运用互联网（微博、微信）承载和传递符合政治认同需要的历史记忆信息，网络载体的广容性、即时性、开放性、交互性和共享性使之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构历史记忆与培育政治认同的新阵地。广容性是指网络载体可承载和传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历史记忆信息；即时性是指网络载体可第一时间传播历史记忆信息；开放性是指历史记忆信息可通过开放网络传达所有受众；交互性是指历史记忆信息的传播者与受众可在历史记忆建构中平等互动；共享性是指网络载体所承载和传递的历史记忆信息为所有受众共享。有鉴于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建设、运用和管理好历史记忆的网络载体。
建设网络载体是前提。“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世界。”[15](P31)可见，网络载体极其重要。创建具有思想性、趣味性和服务性的历史记忆专题网站，提高其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纪念日为契机，设立主题网页；发掘党政机关网站、传统媒体网站的历史记忆资源，利用影响广泛的商业网站传播历史记忆信息，发挥各类网站的同向强化效应。加强网络历史记忆信息资源建设，对大学生关注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和评价，提升大学生的历史认同、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
运用网络载体是关键。历史记忆网站要着眼培育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以充足版面为大学生提供全面、丰富和生动的历史记忆信息；充分运用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开展历史记忆的交流互动，以纪念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契机，开设专题论坛，了解大学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判断，肯定其正确认识、澄清其模糊认识和纠正其错误认识；运用校园网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历史记忆建构活动，如专题讲座、专题报告、专题讨论，提高网络历史记忆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管理网络载体是保障。建构何种历史记忆、怎样建构历史记忆，关乎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记忆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历史记忆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网络历史记忆信息复杂多样，促进政治认同的信息与阻碍政治认同的消息相互交织，后者弱化和抵消历史记忆建构效果。为此，须增强网络思想文化阵地的主体意识，着眼培育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综合运用法律规范、行政管制、技术控制、道德建设和行业自律手段，弘扬历史记忆的主旋律，激发政治认同的正能量，净化历史记忆的网络空间，优化政治认同的网络环境，抵制各种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记忆信息，铲除错误历史记忆信息的生存土壤、传播渠道和发展空间，形成符合政治认同要求的历史记忆信息优势，捍卫历史记忆的网络阵地。
以社会展演为大课堂。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提出的“社会展演”，其核心在于复活和再现历史，使参与者刻写和体化，通过循环论证“接住过去”使现在经验与行为合法化。在此过程中，通过唤起过去，以其独特参与和独到诠释，构成参与者承认、认可和赞同的历史事实。[16](P69-70)历史记忆的社会展演，通过再现历史情境和传承历史记忆，为共同体政治宣扬正面形象、诠释思想理论、总结历史经验、实施政治动员、推动政治整合和协调内外关系，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构历史记忆与培育政治认同的大课堂。社会展演的目的在于肯定共同体现实政治意图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通过共享历史记忆，增强这种现实政治意图的感染力、说服力与亲和力。
社会展演由纪念节日、纪念场所、纪念符号、纪念仪式和纪念价值构成。纪念节日分为传统节日、国际节日、革命节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纪念日，具有循环性、重复性和延续性，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构成历史记忆的时间谱系，是社会展演的时间要素。纪念场所分为意图性纪念场所和非意图性纪念场所，[17]意图性纪念场所是共同体主动塑造的“记忆之场”，非意图性纪念场所则是真实的历史遗存，是社会展演的空间要素。纪念符号包含标语口号、图文声像、旗帜徽章等，它承载和传导共同体的政治要求，是社会展演的意义要素，影响共同体成员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它“唤起感情和诱发行动”。[18](P180)作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纪念仪式使参加者关注具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对象和感情对象。作为社会展演的行为要素，这种象征的、表达的和建构的纪念活动，既展示观念和心智的内在逻辑，也建构共同体的政治权威。[19](P4)这种程式化、形式化和重复性的纪念活动，不仅暗示对过去时态之共同体政治的继承和延续，而且明确宣称此类继承和延续。纪念价值是共同体政治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它集中反映了共同体政治的时代需要，是社会展演的目标要素。
以社会展演为契机建构历史记忆，须融汇时间、空间、意义、行为和目标要素，充分发挥其表达、感染、凝聚和强化功能，实现社会展演效果最大化和最优化，培育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社会展演，须充分认识历史记忆集精神客体与精神现实、物质客体与物质现实于一体的特征，充分认识实践活动是政治认同生成的基本途径，社会展演则是保存、传承和创设历史记忆的现实路径。社会展演具有实践性、群众性和渗透性，是历史记忆建构社会化的重要渠道。为此，需要整合社会展演的结构要素，协调网上和网下纪念场所，拓宽社会展演的空间平台；根据社会展演的价值目标，结合纪念时间、纪念空间和纪念仪式的现实需要，选择和创造生动、形象和具体的纪念符号；发挥纪念仪式主办方和大学生的主体作用，扩大纪念仪式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丰富纪念仪式的内容和形式，协调和整合集体参观、集体宣誓、纪念大会、座谈会、学术研讨会、纪念文集和纪念画册等社会展演形式。（编辑：于建贵 校对：耿春晓）
参考文献：
[1]威尔特·A·罗森堡姆.政治文化[M].陈鸿瑜译.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
[2]金炳华.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3]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Pierre Nora.Lam moire collective[M].Paris:Retz-Cepl,1978.
[6]彭兆荣.论民族作为历史性的表述单位[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7]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8]蓝德曼.哲学人类学[M].彭富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许良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马丁·华莱士.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3]顾海良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14]夏征农,陈至立.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15]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M].陈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16]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M].刘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7]陈金龙.中共纪念活动与党史文化的建构[J].中共党史研究,2012(11).
[18]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M].张国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19]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文章选自《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5期）